黄子平 |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对权势说真话，使被污辱被损害的人的声音浮出地表

批评的位置

文 | 黄子平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1949年生。高中毕业后，到海南岛橡胶农场当农场工人八年有余。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及《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以及《香港散文典藏》。

社會批評、文化批評，或魯迅所說的“文明批評”，或直截了當地簡稱為“批評”，乃是知識份子的一項重大使命。“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就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製、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1】本文將以魯迅與薩義德的批評實踐為例，“雙焦點”地討論知識份子在實行此一使命時所處的“位置”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方法”問題。

01 彷徨于无地 

薩義德在《東方主義》的導言裡談論他面對大量的殖民主義資料時學術寫作的困境：太教條的一般概括或太實證的具體描述所產生的曲解與不準確。前者一言以蔽之地論證形形色色的文本都貫穿了“歐洲優越論”和“種族主義”的主導思想，如此就會“在令人不可接受的一般描寫的層面上寫出粗糙的論戰”；後者將寫出“原子論式的細密分析”，卻迷失了這個領域中“一般線索的全部軌跡”。

要走出這種方法困境或視覺困境，薩義德認為，必須涉及他所說的“我自己的當代現實”的三個主要方面：１．純知識與政治知識之間的區別；２．方法論問題（策略定位與策略構形）；３．個人的維度。前兩個方面都與第三個方面密切關聯，讓我們先來看看何謂“個人的維度”。

《東方主義》是一本有關歐美如何看待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兩百年學術傳統的權力與想像的研究。薩依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以及富柯的知識權力論為其論述的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性的網絡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的支配，知識再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係以及煮奴式的霸權體系一一展演於前。

薩義德引用了葛蘭西《獄中劄記》中的一段話：“批評闡述的起點是意識到一個人的真實所是，是作為迄今為止的歷史進程之產物的‘認識你自己’，它已經在你內心積累了無限的蹤跡，卻未留下一個清單。”他強調指出緊接著的一句話（惟一的一部英文譯本卻“莫名奇妙地”漏譯了）：“因此，有必要在一開始就編纂出這樣一個清單來。”【2】

有意識地生產這樣一個清單，薩義德認為非常重要。這個清單說來話長，大致可以用“生活在美國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裔美國人”來概括。在我看來，批評的位置即由如下兩方面劃定：一是現實經驗的歷史積累；二是個人身份的複雜構成。而這位置當然是遊動的、越界的，或者用薩義德回憶錄的書名來說，是“無家可歸”或“格格不入”（Outof Place）的。這就是知識份子真正的位置，不管你是不是具有離鄉背井的現實經驗。

作为伟大的、富于创建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理论和思想大部分都是在监狱中形成的，其《狱中札记》则是他全面思考的结晶。《狱中札记》记载了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美学和历史学等等理论的思考和探索。这部著作体现了“人类意志的极限”，即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他的历史和个人背景进行思考，这部监狱中完成的著作正是独立思考的伟大典范。葛兰西独树一帜的实践哲学和他所提出的“霸权”、“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阵地战”等理论观念，在当代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02  地理“中间物”

“無地彷徨”，應也是魯迅貫穿一生的切身體驗。早年“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中年以後由紹興“逃到”北平，然後廈門、廣州、上海。上海十年，其實也經常要“逃”。經典的一次經歷，便是出門去參加一個集會，不帶門鑰匙，以顯示不準備回來的決心。一方面，被浙江省黨部通輯令斥為“墮落文人”而終生未能踏入故鄉地界；另一方面，卻被左翼戰友攻擊為“封建餘孽”、“雙重的反革命”和“法西斯蒂”。這種被迫“橫站”的身姿，最重要的，仍然是社會位置的“格格不入”。

魯迅在1927年底離開廣州到上海，在幾間大學作了一些演講，其中的兩篇題目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和《關於知識階級》。正如錢理群所說，這裡包含了魯迅晚年（1930年代）思考與實踐的核心問題。“真的知識階級”不但不聽指揮刀的將令，而且勇於發表傾向民眾的意見，“不顧利害”，“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此即薩義德之所謂“向權勢說真話”。然而這“真的知識階級”、“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因為“在皇帝時代他們吃苦，在革命時代他們也吃苦”。

“然而知識階級將怎麼樣呢？還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像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只是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不過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因為這也是舊式社會傳下來的遺物。”【3】即如薩義德在美國被人稱為“恐怖教授”，猶太極端分子燒毀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但在巴勒斯坦，阿拉法特的秘密員警也一樣禁了他的書。
魯迅的“歷史中間物”的思想如今已廣為人知，這是時間的進化鏈上的環節相替。對他自己一再強調的空間的“地理中間物”狀態則顯然注意得不夠。“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肩著黑暗的閘門”——這姿態既英勇又尷尬。而“影的告別”彷徨於明暗之間，彷徨於無地。單是集子的書名，也能凸顯魯迅言說位置的“中間物”狀態。“南腔北調”標示了國（族）語時代流離者方言鄉音的駁雜不純；“二心集”涉及的是薩義德所謂“多重忠誠”的問題；“且介亭”（半租界）不但是居住的空間位置，更凸顯了殖民被殖民帶來的曖昧發言位置。

由這樣一個位置，“代表”或“再現”的問題就顯得非常審慎。薩義德揭露歐洲如何發明“東方”，卻不願意指證“真正的東方”是什麼樣子。因為這樣做他就變成他筆下的“東方主義者”，將一種想像強加給自己的族人。魯迅一直懷疑自己的筆是否真的畫出了國人的靈魂，逃“導師”的紙冠惟恐不及，最不相信的是翻著筋斗、搖身一變（用薩義德的術語是“改宗”）、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惟我代表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

03 对位阅读法 

這樣一個流動的位置，除了彷徨、苦痛、格格不入，正面的有利之處也應該強調。“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但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4】

所謂對位批評，薩義德曾經在他的《文化和帝國主義》裡做過詳細的闡述：“在西方古典音樂的旋律配合裡，各種主題相互掣肘，任何特定的主題只能暫時不受節制；然而在作為結果而產生的複調音樂裡，卻有著協奏和秩序，一種有組織的相互作用。”在旋律配合（counterpoint）裡，配合是個對抗的術語，而在旋律配合的音樂技巧裡，會出現“音調對音調”的短句。薩義德論證說“按照同樣的方式”，反帝國的主題可以針對迄今許多西方文化傑作的主流解釋來閱讀。【5】例如吉卜林，可以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一個東方主義者，也可以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令薩義德真正感興趣的，正是“這兩種情形共存”。

《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

對薩義德來說，多重參照的視覺帶來“驚奇”。魯迅則著眼於“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從方法上講，薩義德的“對位閱讀法”取喻音樂，關鍵在於“通過現在解讀過去”，“回溯性地和多調演奏性地”來閱讀，這無疑得自於他深味了地緣政治的不同主題的變異和連接。而魯迅對音樂不感興趣，愛好的反而是讓薩義德感到“視覺惶恐”的繪畫，但顯然也分享了他的“年代錯位法”，最拿手的“文明批評”，是證明“過去並沒有過去”。

薩義德曾經引過一位元記者的話說“作為一個記者，必須在一種假設下工作：即所有政府的官方報導都是弄虛作假”。這裡涉及的是權力與敘事的關係。薩義德說，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就是提供另類的敘事版本，從知識上、道德上、政治上引發討論。

“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表徵、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表徵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份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和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或無意違犯這些標準的行為。”【6】

我由此想到的是魯迅關於援引“野史”來質疑“正史”，關於掃除“瞞與騙”，關於“讀字裡行間”，關於“推背圖”等一系列用於閱讀權勢者敘事的方法。

04 “推背图”法 

所謂“推背圖”法，魯迅說是“從反面來推測未來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談》裡，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為得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先前一定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本草家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字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性命的了。”這方法來源於痛苦與犧牲，來源於讀者的“當代現實”，但是“推背圖”法要比“正面文章反看法”更複雜得多。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日日所見的文章，卻不能這麼簡單。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這樣，竟這樣的。難就在這地。”【7】

“說”與“做”，“明”與“暗”，“自己”與“別人”、“這樣”與“那樣”，排列組合，變幻莫測。這是做文章之難，也是讀文章之難。

官方敘事的文本總是存在著不可為外人道的解讀密碼。魯迅在他晚年的一篇類乎“童話”的雜文中揭示了這一點：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都是強敵了，拼音字好像機關槍，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面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緊要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於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裡面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槍斃”；“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雲：“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雲：“為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道德”條下注雲：“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條下注雲：“放大水入田地裡，用飛機載炸彈向‘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採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只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8】

“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複，不失其度。”魯迅曾說《鬼穀子》裡的這一段最是可怕。魯迅指出官方文本中的編碼秘密，指出能指與所指的“不同一性”，而隱瞞這種“不同一性”正是權力運作的奧妙之所在。與當代新儒家天真無邪地相信歷史上的官方記載大為不同，魯迅認為必須參考行政施法時的“老手段”一起閱讀：“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蹟，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月球只一面對著太陽，那一面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呀，⋯至於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9】因此歷史不是別的什麼史，而是效果的歷史，魯迅簡單地概括為“儒效”二字。【10】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他的着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主要著作有《权力意志》 《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谱系》等。

當“正人君子”們佔據了“公理”、“正義”等“好看的名目”，魯迅卻認為必須揭示“麒麟皮下的馬腳”。這令人聯想到魯迅早年心儀的尼采，以及薩義德引用尼采的這段總結性話語：“什麼是真理？真理是一支遊動的軍隊，是一大群隱喻、轉喻和擬人化方式；是經過詩化、修辭加工後被換位、被修飾得十分凝練的人類關係總和；這些關係在經過長時間的使用後對於某一個民族而言意味著不變、經典，且具有約束力。真理就是幻象，只不過我們忘了這一事實而已。真理是隱喻，但它們已經陳舊不堪，毫無感官力量，它們如同錢幣失去了喻意而僅僅是金屬。”真理是歷史的產物，它借助社會、政治和語言機構而繼續生存。知識份子的使命是對權勢說真話，其中的一種方法是重新啟動那些隱喻和轉喻，使真理歷史化，也就是說，使被污辱被損害的人的聲音浮出地表。
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〇〇五年第一期

注 释

【1】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Ｐ29。

【2】萨义德《东方主义•导言》，（《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Ｐ8－９，２５）

【3】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

【4】萨义德《寒冬心灵》，1984，Ｐ55

【5】萨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Ｐ55

【6】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台北：麦田出版，1997，Ｐ48－49）

【7】鲁迅《伪自由书•推背图》

【8】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9】鲁迅《华盖集•补白》

【10】另一个天真无邪的当代例子是学者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引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制度创新”的方向。同样是未能看到“月球的另一面”，把文本等同于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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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转载自公众号“活字文化”。感谢“活字文化”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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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李晓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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